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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治平四年七月日,具官欧阳修,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,至于太清,以清酌庶羞之奠,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,而吊之以文。曰:
在治平四年七月某日,具官欧阳修,谨派尚书都省令史李旸前往太清,以清酒和几样佳肴做祭品,在亡友曼卿的墓前设祭,并写一篇祭文来吊祭:
呜呼曼卿!生而为英,死而为灵。其同乎万物生死,而复归于无物者,暂聚之形;不与万物共尽,而卓然其不配者,后世之名。此自古圣贤,莫不皆然,而著在简册者,昭如日星。
唉,曼卿!生前既是英杰,死后必是神灵!那跟万物一样有生有死,而最后归于无物的境地的,是你由精气暂时聚合的身躯;那不跟万物同归于尽,而出类拔萃永垂不朽的,是你流传后世的名声。这是自古以来的圣贤,都是如此的;那些已载入史书的姓名,就像太阳星辰一样明显。
呜呼曼卿!吾不见子久矣,犹能仿佛子之平生。其轩昂磊落,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,意其不化为朽壤,而为金玉之精。不然,生长松之千尺,产灵芝而九茎。奈何荒烟野蔓,荆棘纵横;风凄露下,走磷飞萤!但见牧童樵叟,歌吟上下,与夫惊禽骇兽,悲鸣踯躅而咿嘤。今固如此,更千秋而万岁兮,安知其不穴藏孤貉与鼯鼪?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,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!
唉!曼卿啊!我见不到你已经很久了,可是还能想象你生前时的模样。你意态不凡,光明磊落,又那样超群出众,埋葬在地下的遗体,我猜想不会化为烂泥腐土,应该会变成最珍贵的金玉。不然的话,就会长成青松,挺拔千尺,或者产出灵芝,一株九茎。为什么你的坟墓偏偏是一片荒烟蔓草,荆棘丛生,寒风凄凄,露珠飘零,磷火闪闪,萤火虫乱飞?只见牧童和砍柴的老人,唱着歌在这儿上下走动;还有慌张受惊的飞禽走兽,在这儿徘徊悲鸣。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光景了,经过千秋万岁之后,怎知道那些狐狸、老鼠和黄鼬等野兽,不会在这里掏穴藏身?自古以来,圣贤都是这样,难道单单看不见那旷野上一个挨一个的荒坟?
呜呼曼卿!盛衰之理,吾固知其如此,而感念畴昔,悲凉凄怆,不觉临风而陨涕者,有愧乎太上之忘情。尚飨!
唉!曼卿啊!事物由盛而衰的道理,我本来是早已知道的。但怀念起过往的日子,越发感到悲凉凄怆,不知不觉迎风掉下眼泪的我,也只好愧于自己达不到圣人那样淡然忘情的境界。希望你能够享用祭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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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屈原名平,与楚国的王族同姓。他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。见闻广博,记忆力很强,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,熟悉外交应对辞令。对内与怀王谋划商议国事,发号施令;对外接待宾客,应酬诸侯。怀王很信任他。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,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,屈平属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,屈平不与,因谗之曰:“王使屈平为令,众莫不知。每一令出,平伐其功,曰以为‘非我莫能为也。’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上官大夫和他同在朝列,想争得怀王的宠幸,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。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,屈原起草尚未定稿,上官大夫见了就想强行更改它(想邀功),屈原不赞同,他就在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:“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,大家没有不知道的,每一项法令发出,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:除了我,没有人能做的。”怀王很生气,就疏远了屈原。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“离骚”者,犹离忧也。夫天者,人之始也;父母者,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,故劳苦倦极,未尝不呼天也;疾痛惨怛,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,竭忠尽智,以事其君,谗人间之,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?屈平之作《离骚》,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,下道齐桓,中述汤、武,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,治乱之条贯,靡不毕见。其文约,其辞微,其志洁,其行廉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,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,故其称物芳;其行廉,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,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屈原痛心怀王惑于小人之言,不能明辨是非,小人混淆黑白,使怀王看不明白,邪恶的小人妨碍国家,端方正直的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,所以忧愁苦闷,写下了《离骚》。“离骚”,就是遭到忧愁的意思。天是人类的原始,父母是人的根本。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源,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,没有不叫天的;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,没有不叫父母的。屈原行为正直,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,谗邪的小人来离间他,可以说到了困境了。诚信却被怀疑,忠实却被诽谤,能够没有怨恨吗?屈原之所以写《离骚》,其原因大概是从怨愤引起的。《国风》虽然多写男女爱情,但不过分而失当。《小雅》虽然多讥讽指责,但并不宣扬作乱。像《离骚》,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。它对远古上溯到帝喾,近世称述齐桓公,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,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。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,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,无不完全表现出来。他的文笔简约,词意精微,他的志趣高洁,行为廉正。就其文字描写来看,不过寻常事物,但它的旨趣是极大的(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),举的是近事,而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深远。由于志趣高洁,所以文章中称述的事物也是透散着芬芳的,由于行为廉正,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力所容。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,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,浮游在尘世之外,不受浊世的玷辱,保持皎洁的品质,出污泥而不染。可以推断,屈原的志向,即使和日月争辉,也是可以的。
屈原既绌。其后秦欲伐齐,齐与楚从亲,惠王患之。乃令张仪佯去秦,厚币委质事楚,曰:“秦甚憎齐,齐与楚从亲,楚诚能绝齐,秦愿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,遂绝齐,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:“仪与王约六里,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,归告怀王。怀王怒,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,大破楚师于丹、淅,斩首八万,虏楚将屈匄,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,以深入击秦,战于蓝田。魏闻之,袭楚至邓。楚兵惧,自秦归。而齐竟怒,不救楚,楚大困。明年,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:“不愿得地,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,乃曰: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,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,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,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,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原既疏,不复在位,使于齐,顾反,谏怀王曰:“何不杀张仪?”怀王悔,追张仪,不及。
屈原已被罢免。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,齐国和楚国结成合纵联盟互相亲善。秦惠王对此担忧。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,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,对怀王说:“秦国非常憎恨齐国,齐国与楚国却合纵相亲,如果楚国确实能和齐国绝交,秦国愿意献上商、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。”楚怀王起了贪心,信任了张仪,就和齐国绝交,然后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。张仪抵赖说:“我和楚王约定的只是六里,没有听说过六百里。”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,回去报告怀王。怀王发怒,大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秦国。秦国发兵反击,在丹水和淅水一带大破楚军,杀了八万人,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,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。怀王又发动全国的兵力,深入秦地攻打秦国,交战于蓝田。魏国听到这一情况,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地。楚军恐惧,从秦国撤退。齐国终于因为怀恨楚国,不来援救,楚国处境极端困窘。第二年,秦国割汉中之地与楚国讲和。楚王说:“我不愿得到土地,只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。”张仪听说后,就说:“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地方,我请求到楚国去。”到了楚国,他又用丰厚的礼品贿赂当权的大臣靳尚,通过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了一套谎话。怀王竟然听信郑袖,又放走了张仪。这时屈原已被疏远,不在朝中任职,出使在齐国,回来后,劝谏怀王说:“为什么不杀张仪?”怀王很后悔,派人追张仪,已经来不及了。
其后,诸侯共击楚,大破之,杀其将唐眜。时秦昭王与楚婚,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“秦,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:“奈何绝秦欢!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,秦伏兵绝其后,因留怀王,以求割地。怀王怒,不听。亡走赵,赵不内。复之秦,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后来,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,大败楚军,杀了楚国将领唐昧。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,要求和怀王会面。怀王想去,屈原说:“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,不可信任,不如不去。”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,说:“怎么可以断绝和秦国的友好关系!”怀王终于前往。一进入武关,秦国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后路,于是扣留怀王,强求割让土地。怀王很愤怒,不听秦国的要挟。他逃往赵国,赵国不肯接纳。只好又到秦国,最后死在秦国,尸体运回楚国安葬。
长子顷襄王立,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,虽放流,眷顾楚国,系心怀王,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,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,而欲反复之,一篇之中,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,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
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,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。楚国人都抱怨子兰,因为他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未能回来。屈原也为此怨恨子兰,虽然流放在外,仍然眷恋着楚国,心里挂念着怀王,念念不忘返回朝廷。他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,世俗总有一天改变。屈原关怀君王,想振兴国家改变楚国的形势,一篇作品中,都再三表现出来这种想法。然而终于无可奈何,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。由此可以看出怀王始终没有觉悟啊。
人君无愚智贤不肖,莫不欲求忠以自为,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属,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内惑于郑袖,外欺于张仪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,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于秦,为天下笑,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:“井渫不食,为我心恻,可以汲。王明,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,岂足福哉!令尹子兰闻之,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,被发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闾大夫欤?何故而至此?”屈原曰:“举世皆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:“夫圣人者,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皆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?何故怀瑾握瑜,而自令见放为?”屈原曰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之温蠖乎?”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于是怀石,遂自投汨罗以死。
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、贤明或昏庸,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自己服务,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。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发生,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,这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,所谓贤臣并不贤。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分,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,在外被张仪所欺骗,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,军队被挫败,土地被削减,失去了六个郡,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,为天下人所耻笑。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。《易经》说:“井淘干净了,还没有人喝井里的水,使我心里难过,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用的。君王贤明,天下人都能得福。”君王不贤明,难道还谈得上福吗!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,非常愤怒,终于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。顷襄王发怒,就放逐了屈原。屈原到了江滨,披散头发,在水泽边一面走,一面吟咏着。脸色憔悴,形体面貌像枯死的树木一样毫无生气。渔父看见他,便问道:“您不是三闾大夫吗?为什么来到这儿?”屈原说:“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,只有我一人清白;众人都沉醉,只有我一人清醒。因此被放逐。”渔父说:“聪明贤哲的人,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,而能够随着世俗变化。整个世界都混浊,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?众人都沉醉,为什么不吃点酒糟,喝点薄酒?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,却使自己被放逐呢?”屈原说:“我听说,刚洗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,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。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,蒙受外物的污染呢?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。又哪能使自己高洁的品质,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?”于是他写了《怀沙》赋。因此抱着石头,就自投汨罗江而死。
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,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,汉有贾生,为长沙王太傅。过湘水,投书以吊屈原。
屈原死了以后,楚国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,都爱好文学,而以善作赋被人称赞。但他们都效法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面,始终不敢直言进谏。在这以后,楚国一天天削弱,几十年后,终于被秦国灭掉。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,汉代有个贾谊,担任长沙王的太傅。路过湘水时,写了文章来凭吊屈原。
太史公曰: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,悲其志。适长沙,过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,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!读《鵩鸟赋》,同死生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太史公说:我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,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。到长沙,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,未尝不流下眼泪,追怀他的为人。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,文中又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,哪个国家不会容纳,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!读了《服鸟赋》,把生和死等同看待,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,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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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大人之道有三:一曰正蒙难,二曰法授圣,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,实具兹道以立于世,故孔子述六经之旨,尤殷勤焉。
一般说来,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: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;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;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。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,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,因此孔子在概述“六经”的要旨的时候,对他特别重视。
当纣之时,大道悖乱,天威之动不能戒,圣人之言无所用。进死以并命,诚仁矣,无益吾祀,故不为。委身以存祀,诚仁矣,与亡吾国,故不忍。具是二道,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,与之俯仰;晦是谟范,辱于囚奴;昏而无邪,隤而不息;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,正蒙难也。及天命既改,生人以正,乃出大法,用为圣师。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;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,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鲜,推道训俗,惟德无陋,惟人无远,用广殷祀,俾夷为华,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,丛于厥躬,天地变化,我得其正,其大人欤?
在殷纣王那时候,大道背弃,政治混乱,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,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。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,确实是一种“仁”德,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,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;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,确实也是一种“仁”德,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,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。上述这两种办法,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。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,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;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,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;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,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。故而在《易》中说;“箕子能做到韬晦。”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。等到天命更改了,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,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,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,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。创立典章制度。故而在《书经》中说:“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《洪范》。”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。等到被封在朝鲜,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,使德行不再鄙陋,人民不再疏远,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,使外夷变为华夏,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!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,都集中在他的身上,天地变化发展,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“道”,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?
呜乎!当其周时未至,殷祀未殄,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,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,武庚念乱以图存,国无其人,谁与兴理?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,其有志于斯乎?
啊!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,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,比干已经死掉,微子也已离去,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,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,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,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?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。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,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?
唐某年,作庙汲郡,岁时致祀,嘉先生独列于易象,作是颂云:
唐朝的某一年,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,逢年遇节便祭祀他。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《易经》中的卦“象”,便写了这篇颂:
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易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
蒙难以正。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。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。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。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。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。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。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。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。卒为世模。《易》象是列。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。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。继在后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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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宦而至将相,富贵而归故乡。此人情之所荣,而今昔之所同也。
做官做到将相,富贵而回老家,这是大家都认为非常荣耀的事,也是古今都公认的。
盖士方穷时,困厄闾里,庸人孺子,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,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,旗旄导前,而骑卒拥后,夹道之人,相与骈肩累迹,瞻望咨嗟;而所谓庸夫愚妇者,奔走骇汗,羞愧俯伏,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,得志于当时,而意气之盛,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一般当读书人穷困时,在乡里过着贫苦日子,平民儿童都可轻视甚至侮辱他。如苏秦不被嫂子礼待,朱买臣被妻子抛弃。一旦坐着四匹马拉的高大的车子,旗帜在前开道,又有骑兵卫队拥着,在街边观看的人,挤在一起肩并肩脚挨脚的,一边仰望一边赞叹;而所谓平头男女,又跑又窜又惊又慌,汗水都出来了,甚至惭愧得低头弯腰,跪在车轮辗起的灰尘和马蹄子中间,向新贵人悔过请罪。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子,成功得志时,那意气的旺盛,是以前人们所比方的穿着锦绣的荣耀事啊!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:公,相人也,世有令德,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,已擢高科,登显仕。海内之士,闻下风而望余光者,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,皆公所宜素有;非如穷厄之人,侥幸得志于一时,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,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,不足为公荣;桓圭衮冕,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,而功施社稷,勒之金石,播之声诗,以耀后世而垂无穷,此公之志,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!
惟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。魏国公,相州人。祖辈起代代都有美好的德行,都是有名的高官。魏国公从年轻时就考取科举高榜,登上显要的位置。海内人士听其传布四方的德音,仰望其播及的风采,已有多年了。所说的做将相,得富贵,都是魏国公早就应有的。不像那穷困的人,一时侥幸得志,出乎庸男和愚妇的意料而使他们惊异,并向他们夸耀。既然这样,那么仪仗大旗,不足为魏国公的光荣;桓圭和礼服,不足为魏国公的显贵。只有恩德遍及百姓,功勋建于国家,事迹刻入钟鼎碑石,传播在声乐和文章里,光耀后世,永世不朽,才是魏国公的心志。读书人也是在这点上寄望魏国公啊。哪里只是荣耀于一时一乡呢?
公在至和中,尝以武康之节,来治于相,乃作“昼锦”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,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,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,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,而其志岂易量哉!故能出入将相,勤劳王家,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,决大议,垂绅正笏,不动声色,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:可谓社稷之臣矣!其丰功盛烈,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,乃邦家之光,非闾里之荣也。
魏国公在仁宗至和年间,曾以武康节度使身份,管理相州,就在后园建了“昼锦堂”。后又刻诗于石碑上,留给相州的人们。诗篇说的是快意于感恩报仇,夸耀个人多誉,都是值得鄙薄的。他不以昔日人们所夸耀的为荣,反而作为自己的警戒。从此可见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,而志向哪能轻易测量啊!因此他能出为大将入为丞相,勤劳地为朝廷办事,不论平顺时还是险难时都一样。至于面对重大事件,决策重要议题,垂着衣带,拿着手板,不动声色,把天下放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,可谓是国家重臣了。他的丰功伟业,被刻上钟鼎,谱成歌曲,是国家的光荣,而不单是乡里的光荣啊。
余虽不获登公之堂,幸尝窃诵公之诗,乐公之志有成,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
我虽无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厅堂,却庆幸曾诵读他的诗篇,很高兴他大志有成,并向天下宣告。于是就写下以上的文字。
尚书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欧阳修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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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夷吾者,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,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,常欺鲍叔,鲍叔终善遇之,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,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,公子纠死,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,任政于齐,齐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谋也。
管仲曰:“吾始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利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我为不肖,知我不遇时。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我怯,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,召忽死之,吾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我为无耻,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,名夷吾,是颍上人。他年轻的时候,常和鲍叔牙交往,鲍叔牙知道他贤明、有才干。
鲍叔既进管仲,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,有封邑者十余世,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家贫,经常占鲍叔的便宜,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,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。不久,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,
管仲
侍奉公子纠。等到小白即位,立为齐桓公以后,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,
既任政相齐,以区区之齐在海滨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,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,因而予之;俗之所否,因而去之。
被囚禁。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
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,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,南袭蔡,管仲因而伐楚,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,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,桓公欲背曹沫之约,管仲因而信之,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:“知与之为取,政之宝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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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富拟于公室,有三归、反坫,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,齐国遵其政,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被任用以后,在齐国执政,桓公凭借着
晏子
而称霸,并以霸主的身份,多次会合诸侯,使天下归正于一,这都是
晏平仲婴者,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,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,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。其在朝,君语及之,即危言;语不及之,即危行。国有道,即顺命;无道,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的智谋。
越石父贤,在缧绁中。晏子出,遭之涂,解左骖赎之,载归。弗谢,入闺。久之,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惧然,摄衣冠谢曰:“婴虽不仁,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?”石父曰: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,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,是知己;知己而无礼,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为齐相,出,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,拥大盖,策驷马,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,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:“晏子长不满六尺,身相齐国,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,志念深矣,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,乃为人仆御,然子之意自以为足,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,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说:“我当初贫困的时候,曾经和鲍叔经商,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,但鲍叔不认为我贪财,知道我生活贫困。我曾经为鲍叔办事,结果使他更加穷困,但鲍叔不认为我愚笨,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。我曾经多次做官,多次都被君主免职,但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干,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。我曾多次作战,多次战败逃跑,但鲍叔不认为我胆小,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。公子纠失败,召忽为我而死,我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,但鲍叔不认为我无耻,知道我不会为小节而羞,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。生我的是父母,了解我的是鲍叔啊!”
太史公曰: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,及晏子春秋,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。
鲍叔推荐了
管仲世所谓贤臣,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,桓公既贤,而不勉之至王,乃称霸哉?语曰“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?
以后,情愿把自身置于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,成礼然后去,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?至其谏说,犯君之颜,此所谓“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”者哉!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。
之下。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,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,多数是著名的大夫。因此,天下的人不称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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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,侍奉主人,既然被称作知己,那就应当竭尽智谋,诚恳地加以劝告,巧妙地加以开导,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。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,使自己不受损害,主人没有危险。活着是著名的忠臣,死后做高尚的鬼魂,流芳百世,照耀史册,这才是完美的士人。如果遇到知己,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,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,沽名钓誉,迷惑世人,夸耀于社会,这在君子看来,都是不足取的。
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。豫让做智伯的家臣,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,豫让为他报仇,名声显赫,即使是平民百姓,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。唉!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,可惜,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。为什么呢?看他漆身吞炭,对他朋友说:“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,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这能说他不忠吗?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,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,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,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,豫让回答说:“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,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;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,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。”就此而论,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。
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。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,争必败;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段规侍奉韩康子,任章侍奉魏献子,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,可是段规、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,割给智伯土地,使他志气骄盛。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。郗疵侍奉智伯,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。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、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。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,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,已经是无愧于心了。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,所谓国士,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。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,放纵情欲,荒淫暴虐之时,作为像让,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,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:“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,不要互相侵夺,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如今,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,人家不给,就要产生忿恨之心;人家给了,就产生骄横之心。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,争斗必然会失致;骄横必然傲视一切,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。’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,一次不听,再来第二次,第二次不听,再来第三次,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,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。这样一来,智伯虽然顽固愚昧,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,也许会重新醒悟,从而与韩、魏讲和,解除赵国的围困。保全智氏的宗族,使他们能香火不断,延续不绝。假如这祥,豫让虽死犹生,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?
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但豫让在那时,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,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。看着智伯的危亡,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?直到智伯已死,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,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,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?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?虽然这样,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,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。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,晚上就变成了君臣,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,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。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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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,但学者们仍然以“六艺”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有缺损,但是记载虞、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。尧将退位,让给虞舜,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,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,于是,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,主持事务数十年,做出了成就,建立了功绩,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。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,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,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。然而,也有人说过,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,许由不肯接受,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。到了夏代的时候,又有卞随、务光等人。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?太史公说:我登过箕山,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。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、圣人、贤人,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。我听说许由、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,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,这是为什么呢?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,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。”“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,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?”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,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。他们的传记说道: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,到了父亲去世以后,叔齐要让位给伯夷。伯夷说:“这是父亲的遗命啊!”于是便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。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。这时,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,抚养老人,便商量着说: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?等到达那里,西伯已去世了。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,追谥为文王,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:“父亲死了却不安葬,大动干戈去打仗,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?身为臣子,却要去杀害国君,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?”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,太公说:“他们是义人啊!”扶着他们离开了。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,天下都归附了周朝,而伯夷、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,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,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,隐居在首阳山中,靠着采食薇菜充饥。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,作了一首歌,歌辞说:“登上那西山啊,采些那薇菜呀!用暴力来取代暴力,不知道这是错误的。神农、虞舜和夏禹,授政仁人相禅让,圣人倏忽辞世去,我辈今日向何方?啊,别啦,永别啦!命运衰薄令人哀伤!”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。从这些记载来看,伯夷、叔齐是怨呢,还是不怨呢?有人说:“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,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。”像伯夷、叔齐,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!难道不是吗?他们行善积仁,修养品行,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!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,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。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,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,终于过早地去世了。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,到底是怎样的呢?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,割人肝,吃人肉,凶暴残忍,胡作非为,聚集党徒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然能够长寿而终。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,行了什么善呢?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,最能说明问题的了。若要说到近代,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,专门违法乱纪的人,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,富贵优裕,一代一代地传下去;而有的人(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,)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;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;走路只走大路,不抄小道;不是为了主持公正,就不表露愤懑,结果反倒遭遇灾祸。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。我深感困惑不解。倘若有所谓天道,那么这是天道呢,不是天道呢?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孔子说“主义不同的人,不互相商议谋划”,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。孔子又说:“富贵如果能够求得,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,我也愿意去干;如果不能求得,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!”“天气寒冷以后,才知道松树、柏树是最后落叶的。”世间到处混浊龌龊,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。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,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!“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。”贾谊说:“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,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,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,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。”“同是明灯,方能相互辉照;同是一类,方能相互亲近。”“飞龙腾空而起,总有祥云相随;猛虎纵身一跃,总有狂风相随;圣人一出现,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。”伯夷、叔齐虽然贤明,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,名声才更加响亮;颜渊虽然好学,由于追随孔子,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。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,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,有一定的时机,而他们的名字(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),就大都被埋没了,不被人们所传颂,真可悲啊!一个下层的平民,要想磨练品行,成名成家,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,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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呜呼!惟我皇考崇公,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,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。非敢缓也,盖有待也。
唉!想我先父崇国公,占卜选择吉地于泷冈以后的六十年,他的儿子欧阳修才能够作了墓表,刻在碑上竖立于墓道。并不是敢有意迟缓,而是因为有所等待。
修不幸,生四岁而孤。太夫人守节自誓;居穷,自力于衣食,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。太夫人告之曰:汝父为吏廉,而好施与,喜宾客;其俸禄虽薄,常不使有余。曰:“毋以是为我累。”故其亡也,无一瓦之覆,一垄之植,以庇而为生;吾何恃而能自守邪?吾于汝父,知其一二,以有待于汝也。自吾为汝家妇,不及事吾姑;然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孤而幼,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;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吾之始归也,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,岁时祭祀,则必涕泣,曰:“祭而丰,不如养之薄也。”间御酒食,则又涕泣,曰:“昔常不足,而今有余,其何及也!”吾始一二见之,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。既而其后常然,至其终身,未尝不然。吾虽不及事姑,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父为吏,尝夜烛治官书,屡废而叹。吾问之,则曰:“此死狱也,我求其生不得尔。”吾曰:“生可求乎?”曰:“求其生而不得,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;矧求而有得邪,以其有得,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,犹失之死,而世常求其死也。”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,因指而叹,曰:“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,使其言然,吾不及见儿之立也,后当以我语告之。”其平居教他子弟,常用此语,吾耳熟焉,故能详也。其施于外事,吾不能知;其居于家,无所矜饰,而所为如此,是真发于中者邪!呜呼!其心厚于仁者邪!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汝其勉之!夫养不必丰,要于孝;利虽不得博于物,要其心之厚于仁。吾不能教汝,此汝父之志也。”修泣而志之,不敢忘。
修很不幸,生下来四岁,父亲就去世了,太夫人(母亲)发了誓愿守节,家境贫寒,以自己的力量谋取衣食,扶养我,教育我,使我长大成人。太夫人谆谆告诫我说:“你的父亲做官清廉,喜欢布施别人,又喜爱招待宾客。他的俸禄虽然微薄,常常不使有剩余。他说:‘不要因为金钱连累了我的清白!’所以他去世后,没有一片瓦盖的房子,没有一亩地可以耕种,能叫你赖以生活,我依靠什么能自守呢?我对你的父亲,大概能知道一二,所以对你有所期待。自从我嫁到你家做媳妇,没有来得及侍奉婆婆,但知道你父亲是很孝顺地供养老人的。你幼年丧父,我不知道你一定会有所成就,但知道你父亲一定有后代。我开始到你家的时候,你父亲服满祖母的丧,才过了一年,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时候,必然哭泣说:‘祭祀即使很丰盛,也比不上活着时薄薄地奉养!’有时他自己吃着酒食,则又哭泣说:‘从前常嫌酒食不够,现在有余了,但来不及供养母亲了!’我开始见到一两次,以为他是才满了丧服,偶然有所感遇罢了。但以后他经常是这样,一直到终身,没有不如此的。我虽然来不及侍奉婆婆,从这些事知道你父亲是孝顺供养祖母的。你父亲做官,经常在夜里点着蜡烛,审理刑事案卷,屡次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我问起原因,他说:‘这是要判死刑的案卷,我想放一条生路而办不到!’我说:‘生路可以求吗?’他说:‘放一条生路而办不到,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。也确实有求一条生路,因而救活一个人的,就知道不去求生路而死者会有遗恨。就这样经常求生路,一不小心,仍旧会处死刑,而世上人常常希望这些人死去。’回头看着乳娘,抱着你站在一旁,因而指着你叹息说:‘占卦的人说我在年岁有戌的一年,将会死去。如果占卦人的话是真的,我就见不到儿子长大成才了,以后应当把我的话告诉儿子!’他平时在家教育子弟,常常说起此话,我听熟了,所以能详细地说给你听。他在外面办事,我不知道。在家中的时候,没有一点矜持文饰,不摆架子,而所以这样,是真正地发于内心的!唉!他的心地厚道而注重仁义方面,这就是我知道你父亲必定有后代的原因,你应当自己勉励才对。供养长辈不在于丰厚,而在于孝顺;利益虽然不能普及于万物,而在于心地厚道内存仁义。我不能教导你,这是你父亲的志向。”修哭泣着,牢牢记住,永不敢忘。
先公少孤力学,咸平三年进士及第,为道州判官,泗绵二州推官;又为泰州判官。享年五十有九,葬沙溪之泷冈。
先父崇国公少年时没有了父亲,努力研究学习。在真宗咸平三年考中进士,出任道州判官,泗、绵二州推官,又继任泰州判官,享年五十九岁,葬在沙溪的泷冈。
太夫人姓郑氏,考讳德仪,世为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;初封福昌县太君,进封乐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自其家少微时,治其家以俭约,其后常不使过之,曰: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,俭薄所以居患难也。”其后修贬夷陵,太夫人言笑自若,曰:“汝家故贫贱也,吾处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,吾亦安矣。”
太夫人姓郑她父亲名德仪,世代为江南名门大族。太夫人恭顺节俭仁爱知礼,起初封福昌县太君,又进封乐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自从她家里贫贱时,以节俭治理家务,后来家里过日子也不超过一定的花费,她说:“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人,要俭朴节约,以预备有患难的时候。”后来修被贬官到夷陵,太夫人谈笑自若,说:“咱们家原来是贫贱的,我已经过得习惯了。你能安心,我也能安心!”
自先公之亡二十年,修始得禄而养。又十有二年,烈官于朝,始得赠封其亲。又十年,修为龙图阁直学士,尚书吏部郎中,留守南京,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,享年七十有二。又八年,修以非才入副枢密,遂参政事,又七年而罢。自登二府,天子推恩,褒其三世,盖自嘉祐以来,逢国大庆,必加宠锡。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;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。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,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。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。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。今上初郊,皇考赐爵为崇国公,太夫人进号魏国。
自从先父崇公死后二十年,修才得到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太夫人。又过了十二年,才位列朝官,开始封赠亲属。又过十年,修任职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吏部郎中,留守南京,这时候太夫人因病逝世于官府中,享年七十二岁。再过了八年,修以没有才能的人竟出任副枢密使,遂参与国家大政要事,又有七年才罢免职务。自从进入中书省、枢密院二府以来,天子推广他的恩德,褒扬我的三代,自从仁宗嘉祐年间以来,逢到国家庆贺大典,必定予以宠幸,大加封赏。先曾祖父,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;先曾祖母,累封楚国太夫人。先祖父,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;先祖母,累封吴国太夫人。先父崇公,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;先母累封越国太夫人。当今神宗皇帝,到郊外祭天,赐先父爵位为崇国公,太夫人进封号为魏国夫人。
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:“呜呼!为善无不报,而迟速有时,此理之常也。惟我祖考,积善成德,宜享其隆,虽不克有于其躬,而赐爵受封,显荣褒大,实有三朝之锡命,是足以表见于后世,而庇赖其子孙矣。”乃列其世谱,具刻于碑,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,太夫人之所以教,而有待于修者,并揭于阡。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,遭时窃位,而幸全大节,不辱其先者,其来有自。熙宁三年,岁次庚戌,四月辛酉朔,十有五日乙亥,男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功臣,观文殿学士,特进,行兵部尚书,知青州军州事,兼管内劝农使,充京东路安抚使,上柱国,乐安郡开国公,食邑四千三百户,食实封一千二百户,修表。
于是小子修哭泣着说:“唉!行善没有不报的,只是迟速不同罢了,天理经常是这样的!我的祖先,积行善事成就了德行,应该享受这隆重的待遇。虽然不能活在世上享受,但赏赐封赠爵位,显示荣耀,褒扬光大,实在有三朝的宠幸诰封,足以表见扬名于后世,荫庇于子孙了!”所以序列世系家谱,刻在碑石上,后又记载先父崇国公的遗言训诫,以及太夫人所教导、希望我的话,一道揭示于墓表上;使大家知道小子修的德行浅薄,才能低小,逢到时运窃取了官位,幸而能保全大节,没有辱没先人,其实是有原因的。神宗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初一后十五日乙亥,儿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,观文殿学士,特进,行兵部尚书,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,充京东东路安抚使,上柱国,乐安郡开国公,食邑四千三百户,食实封邑一千二百户,欧阳修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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