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观止相关诗词鉴赏

　　河阳军节度、御史大夫乌公，为节度之三月，求士于从事之贤者。有荐石先生者。公曰：“先生何如？”曰：“先生居嵩、邙、瀍、谷之间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食朝夕，饭一盂，蔬一盘。人与之钱，则辞；请与出游，未尝以事免；劝之仕，不应。坐一室，左右图书。与之语道理，辨古今事当否，论人高下，事后当成败，若河决下流而东注；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，而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也；若烛照、数计而龟卜也。”大夫曰：“先生有以自老，无求于人，其肯为某来邪？”从事曰：“大夫文武忠孝，求士为国，不私于家。方今寇聚于恒，师还其疆，农不耕收，财粟殚亡。吾所处地，归输之涂，治法征谋，宜有所出。先生仁且勇。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，其何说之辞？”于是撰书词，具马币，卜日以受使者，求先生之庐而请焉。

　　河阳军节度使、御史大夫乌大人，做节度史三个月，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。有人举荐石先生，乌大人说：“石先生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、瀍谷河之间，冬天一件皮衣，夏天一件麻布衣服；吃的吗，一天吃一盆饭、一盘蔬菜。别人给他钱，就谢绝；请他一起出游，没有找借口拒绝的；劝他当官，便不理睬；坐的只有一间房间，左右全是图书。跟他谈道论理，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，评论人物的高下，事后成败与否，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，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，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、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，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、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卜未来。”乌大夫说：“石先生有志于隐居自在到老，不求于人，他肯为我来当官吗？”手下的人说：“大夫您文武全才忠孝具备，为国家求才，不是为自家私利。当今反寇聚集在恒地，敌军环视着边境，农田无法耕种没有收成，钱财粮草殆尽，我们所处的地方，是回归中原运输的要道，治理的方略征讨的谋划，应该有适当的人来出谋划策。先生您仁义并且勇敢，如果凭仁义邀请他并坚决委以重任，他能有什么托词拒绝？”于是撰写邀请函，准备好车马和礼物，占卜选择好吉日交给使者，找到石先生的住处拜请他。

　　先生不告于妻子，不谋于朋友，冠带出见客，拜受书礼于门内。宵则沫浴，戒行李，载书册，问道所由，告行于常所来往。晨则毕至，张上东门外。酒三行，且起，有执爵而言者曰：“大夫真能以义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，决去就。为先生别。”又酌而祝曰：“凡去就出处何常，惟义之归。遂以为先生寿。”又酌而祝曰：“使大夫恒无变其初，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，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无昧于谄言，惟先生是听，以能有成功，保天子之宠命。”又祝曰：“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。”先生起拜祝辞曰：“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。”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。遂各为歌诗六韵，遣愈为之序云。

　　石先生没有告诉妻儿，没有与朋友商量，戴好帽子系好衣带正装接见客人，在家里拜受聘书和礼物。晚上就沐浴更衣，准备好行装，书籍装上马车，问清楚道路，与经常来往的朋友告别。清晨他们就全到了，在东门外布置好饯行仪式，酒过三巡将要起身的时候，有人拿着酒杯说：“乌大夫的确能够凭义理选取人才，先生您的确按照道理给自己责任，决定去留。为先生您饯行了。”有又人敬酒祝愿说：“凡是辞官上任离别相处又有什么长久不变的呢？惟有不变的是以道义作为依归。这就为先生干杯。”又有人敬酒祝愿道：“愿先生让乌大夫不要改变初衷，不要为了自家富裕而使军队饥饿，不要（内心）甘愿忍受佞人而表面上尊敬正直人士，不要被谗言蒙昧，只听先生的，因此能有成就，确保天子的宠信和任命。”又有人祝愿道：“希望先生不要在乌大夫那图谋利益，而为自身的私利方便图谋。”石先生起身拜谢道：“怎敢不日夜敬忠职守来做到遵从你们的祝愿和规劝！”于是东都的人士，都知道乌大夫和石先生果然能够互相合作而有所成就。便各自做十二句的诗歌，让我为这做序。

　　太行之阳有盘谷。盘谷之间，泉甘而土肥，草木丛茂，居民鲜少。或曰：“谓其环两山之间，故曰‘盘’。”或曰：“是谷也，宅幽而势阻，隐者之所盘旋。”友人李愿居之。

　　太行山的南面有个（山谷叫）盘谷。盘谷那地方，泉水甘甜，土地肥沃，草木繁茂，居民很少。有人说：“因为盘谷盘绕在两山之间，所以名叫‘盘’。”也有人说：“这个山谷位置幽僻而地势险阻，是隐者所盘旋的地方（所以叫‘盘’。）”我的朋友李愿住在这里。

　　愿之言曰：“人之称大丈夫者，我知之矣：利泽施于人，名声昭于时，坐于庙朝，进退百官，而佐天子出令；其在外，则树旗旄，罗弓矢，武夫前呵，从者塞途，供给之人，各执其物，夹道而疾驰。喜有赏，怒有刑。才畯满前，道古今而誉盛德，入耳而不烦。曲眉丰颊，清声而便体，秀外而惠中，飘轻裾，翳长袖，粉白黛绿者，列屋而闲居，妒宠而负恃，争妍而取怜。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、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。吾非恶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。

　　穷居而野处，升高而望远，坐茂树以终日，濯清泉以自洁。采于山，美可茹；钓于水，鲜可食。起居无时，惟适之安。与其有誉于前，孰若无毁于其后；与其有乐于身，孰若无忧于其心。车服不维，刀锯不加，理乱不知，黜陟不闻。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，我则行之。

　　伺候于公卿之门，奔走于形势之途，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，处污秽而不羞，触刑辟而诛戮，侥幸于万一，老死而后止者，其于为人，贤不肖何如也？”

　　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，与之酒而为之歌曰：“盘之中，维子之宫；盘之土，维子之稼；盘之泉，可濯可沿；盘之阻，谁争子所？窈而深，廓其有容；缭而曲，如往而复。嗟盘之乐兮，乐且无央；虎豹远迹兮，蛟龙遁藏；鬼神守护兮，呵禁不祥。饮且食兮寿而康，无不足兮奚所望！膏吾车兮秣吾马，从子于盘兮，终吾生以徜徉！”

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。

　　二十有二年春，公伐邾，取须句。夏，宋公、卫侯、许男、滕子伐郑。秋，八月丁未，及邾人战于升陉。冬，十有一月己巳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，宋师败绩。

　　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。大司马固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冬十一月己巳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“未可。”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

　　楚军攻打宋国以援救郑国。宋襄公将要迎战，大司马公孙于是劝阻说，“上天遗弃商朝已经很久了，君王要振兴它，不可，赦免楚国吧。”襄公不听。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交战。宋军已经排成战斗的行列，楚国人没有全部渡过泓水。子鱼说：“对方人多，我方人少，趁着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泓水，请攻击他们。”宋襄公说：“不行。”楚军全部渡河，但尚未排好阵势，（子鱼）再次报告（宋襄公）。宋襄公说：“还不行。”（楚军）摆好阵势（宋军）才攻击楚军。宋军大败，宋襄公大腿受伤，国君的卫士被杀绝了。

　　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！且今之勍者，皆我敌也。虽及胡耇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；声盛致志，鼓儳可也。”

　　国人都责备宋襄公。襄公说：“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，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。古代用兵的道理，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。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，（也）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。”子鱼说：“主公不懂得作战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（敌人）因地势险阻而未成阵势，这是上天帮助我们；阻碍并攻击他们，不也可以吗？还有什么害怕的呢？而且现在强大的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即使是年纪很大的人，能俘虏就抓回来，还管什么头发斑白的敌人？教导士兵作战，使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来鼓舞战斗的勇气，教战士掌握战斗的方法，就是为了杀死敌人。（敌人）受伤却还没有死，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？如果怜惜（他们，不愿）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，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；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，不如（对敌人）屈服。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，锣鼓用来鼓舞士兵的勇气。利用有利的时机，当（敌人）遇到险阻，（我们）可以进攻。声气充沛盛大，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，攻击未成列的敌人是可以的。”

　　西南山水，惟川蜀最奇。然去中州万里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，水有瞿塘、滟滪之虞。跨马行，则篁竹间山高者，累旬日不见其巅际。临上而俯视，绝壑万仞，杳莫测其所穷，肝胆为之悼栗。水行，则江石悍利，波恶涡诡，舟一失势尺寸，辄糜碎土沉，下饱鱼鳖。其难至如此。故非仕有力者，不可以游；非材有文者，纵游无所得；非壮强者，多老死于其地。嗜奇之士恨焉。

　　我国西南一带的山水，只四川境内最为奇特。但那里与中原一带相距万里之遥，陆路上有剑阁、栈道之类的险阻；水路上有瞿塘峡、滟滪堆之类的忧虑。骑着马走，沿路层层竹林遮蔽高山，连续十来天，仰头看不到山顶；登上高处往下俯瞰，绝险的山谷有几万尺深，茫茫渺渺看不到谷底，令人惊恐万状，肝胆颤抖。乘船在水中行，江水悍猛，礁石尖利，波涛险恶，漩涡诡异，船只一旦稍微失去控驭，偏离航道仅有尺寸大小，就被撞得粉碎像泥土般下沉，船中人便喂饱了江中鱼鳖之腹，通往四川的道路艰难到这种地步。因此，不是做官出仕富有财力的人不能前往游历；不是天生富有文才的人，即使游览了也无所得；不是身强体壮人，大多老死在那里。喜欢寻奇探胜的人因而心存憾恨。

　　天台陈君庭学，能为诗，由中书左司掾，屡从大将北征，有劳，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，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，川蜀之要地，扬子云、司马相如、诸葛武侯之所居，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，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，庭学无不历览。既览必发为诗，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，于是其诗益工。越三年，以例自免归，会予于京师；其气愈充，其语愈壮，其志意愈高；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。

　　天台士陈庭学君，会写诗。他由中书左司掾，屡次随从大将北征，颇有功劳，升任四川都指挥司照磨，从水路到了成都。成都，是四川的要地，扬雄、司马相如、诸葛亮等名人住过的地方。入川后，凡是英雄俊杰争战攻取、驻扎戍守的遗迹，诗人文土游览登临、饮酒射投、赋诗咏诗、歌唱呼啸的处所，庭学没有不去游历观览的。他既经游览，就必定写诗抒发感受，来记写那景物时世的变迁。于是他的诗歌愈加工妙。过了三年，庭学依照惯例辞官归家，在京城和我会遇。他的精神更加饱满，言谈愈发宏壮，志向意趣益加高远，这大概是因为在川蜀山水中得到了很多的助益吧。

　　予甚自愧，方予少时，尝有志于出游天下，顾以学未成而不暇。及年壮方可出，而四方兵起，无所投足。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，极海之际，合为一家，而予齿益加耄矣。欲如庭学之游，尚可得乎？

　　我很惭愧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出外游历天下的志愿，但是因为学业未成，没有空闲的时间。到了壮年可以出游时，四面八方战火纷飞，没有落脚的地方。及至当今，圣明天子兴起天下安定，远到海边，合为一家，而我已经年龄更加大了。想要再像庭学君那样去游历，还能够实现吗？

　　然吾闻古之贤士，若颜回、原宪，皆坐守陋室，蓬蒿没户，而志意常充然，有若囊括于天地者。此其故何也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？庭学其试归而求焉？苟有所得，则以告予，予将不一愧而已也！

　　不过，我听说古代的贤士，如孔子的弟子颜回、原宪等，大都坐守乡间甘居陋室，蓬蒿杂草遮没了门户，但他们的志向意趣却经常是很充沛的，好像他们的胸中存在足以包容天地万物的精神力量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莫非有超出于山水之外的东西吗？希望庭学君归去之后，尝试探求一番。如果有什么新的体会，就请把它告诉给我，我将不仅仅因为庭学曾经游历川蜀这一点而惭愧了。

　　吴无君，无大夫，此何以有君，有大夫？贤季子也。何贤乎季子？让国也。其让国奈何？谒也，馀祭也，夷昧也，与季子同母者四。季子弱而才，兄弟皆爱之，同欲立之以为君。谒曰：“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，季子犹不受也。请无与子而与弟，弟兄迭为君，而致国乎季子。”皆曰诺。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，饮食必祝，曰：“天苟有吴国，尚速有悔于予身。”故谒也死，馀祭也立。馀祭也死，夷昧也立。夷昧也死，则国宜之季子者也，季子使而亡焉。僚者长庶也，即之。季之使而反，至而君之尔。阖庐曰：“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，而与弟者，凡为季子故也。将从先君之命与，则国宜之季子者也；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子，我宜当立者也。僚恶得为君？”于是使专诸刺僚，而致国乎季子。季子不受，曰：“尔杀吾君，吾受尔国，是吾与尔为篡也。尔杀吾兄，吾又杀尔，是父子兄弟相杀，终身无已也。”去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。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，以其不杀为仁，贤季子。则吴何以有君，有大夫？以季子为臣，则宜有君者也。札者何？吴季子之名也。春秋贤者不名，此何以名？许夷狄者，不一而足也。季子者，所贤也，曷为不足乎季子？许人臣者必使臣，许人子者必使子也。

　　“吴子派札来（鲁国）访问。”吴国本无所谓国君，无所谓大夫，这则记载为什么承认它有国君，有大夫呢？为了表明季子的贤啊。季子贤在哪里呢？辞让国君的位置啊。他辞让君位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谒、馀祭、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，季子年幼而有才干，兄长们都爱他，一起想立他做国君。谒说：“现在如果就这样仓促地把君位给他，季子还是不接受的。我愿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，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国君，最后把君位传给季子。”馀祭、夷昧都说行。所以几个哥哥在位时都勇敢不怕死，每次就餐必定祈祷，说：“上天如果让吴国存在下去，就保祐我们早点遭难吧。”所以谒死了，馀祭做国君。馀祭死了，夷昧做国君。夷昧死了，国君的位置应当属于季子了。季子出使在外，僚是寿梦的庶长子，就即位了。季子出访回国，一到就把僚当作国君。阖闾说：“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，而传位给弟弟，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。要是遵照先君的遗嘱呢，那么国君应该季子来做；要是不照先君的遗嘱呢，那么我该是国君。僚怎么能做国君呢？”于是派专诸刺杀僚，而把国家交给季子。季子不接受，说：“你杀了我的国君，我受了你给予的君位，这样我变成跟你一起篡位了。你杀了我哥哥，我又杀你，这样父子兄弟相残杀，一辈子没完没了了。”就离开国都到了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宫廷。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，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，称许季子的贤德。那么吴国为什么有国君，有大夫呢？既承认季子是臣，就应该有君啊。札是什么呢？吴季子的名啊。《春秋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，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名呢？认可夷狄，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。季子是被认为贤的，为什么季子还不够条件呢？认可做人臣子的，一定要使他像个臣子；认可做人儿子的，一定要使他像个儿子。（言外之意是：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，是夷狄之王的儿子，就要在用语遣词上显示出这一点来。这就是所谓“《春秋》笔法”。）

　　范文正公，苏人也，平生好施与，择其亲而贫，疏而贤者，咸施之。

　　范文正公，苏州人，平时乐于用钱财帮助别人，选择那关系亲近而贫穷、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，都予以帮助。

　　方贵显时，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，号曰义田，以养济群族之人。日有食，岁有衣，嫁娶凶葬，皆有赡。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，而时共出纳焉。日食人一升，岁衣人一缣，嫁女者五十千，再嫁者三十千，娶妇者三十千，再娶者十五千，葬者如再嫁之数，葬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，岁入给稻八百斛。以其所入，给其所聚，沛然有余而无穷。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；仕而居官者罢其给。此其大较也。

　　当他贵重显达之时，购置近城保收的良田一千亩，称作“义田”，用来养育救济本家族的人们。使他们天天有饭吃，年年有衣穿，嫁女、娶妻、生病、丧葬都予以资助。选择家族中年长辈高而且贤德的人主管帐目，经常总计收入和支出。每天的饭，一人供给一升米；每年的衣服，每人分给一匹细绢。嫁闺女的发给五十千钱，闺女改嫁的发给三十千钱；娶儿媳妇的发给三十千钱，再娶的发给十五千钱；丧葬发给的费用和闺女再嫁的数目相同，孩子的丧事发钱十千。族人聚居的九十多口，义田每年收入供分配用的稻子八百斛，用它所收入的粮食，来供应在这里的聚居的族人，充裕有余而无枯竭之时。退居在家、等待职务的人予以供给，出仕为官的人则停止供给。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。

　　初，公之未贵显也，尝有志于是矣，而力未逮者二十年。既而为西帅，及参大政，于是始有禄赐之入，而终其志。公既殁，后世子孙修其业，承其志，如公之存也。公虽位充禄厚，而贫终其身。殁之日，身无以为敛，子无以为丧，唯以施贫活族之义，遗其子而已。

　　当初，范公还未贵重显达时，就曾有过这种愿望，而无力实现长达二十年之久。后来做了西部边境的统帅，又入朝参与主持朝政，从此才开始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，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。他去世之后，后代的子孙修明他的事业，继承他的志向，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。他虽地位高俸禄多，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。逝世的时候，甚至没有钱财装殓，子女们也没有钱财为他举办像样的丧事。他只是把救济贫寒、养活亲族的道义，留传给子女罢了。

　　昔晏平仲敝车羸马，桓子曰：「是隐君之赐也。」晏子曰：「自臣之贵，父之族，无不乘车者；母之族，无不足于衣食者；妻之族，无冻馁者；齐国之士，待臣而举火者，三百余人。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？彰君之赐乎？」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。予尝爱晏子好仁，齐侯知贤，而桓子服义也。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，而言有次也；先父族，次母族，次妻族，而后及其疏远之贤。孟子曰：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」晏子为近之。观文正之义，贤于平仲，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。

　　古时候晏平仲乘破车、驾瘦马。陈桓子说：“这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啊。”晏子回答说：“自从我显贵以后，父系的亲族，没有不坐车的人；母系的亲族，没有衣食不足的人；妻子的亲族，没有挨饿受冻的；齐国的士子，等待我的接济而点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。像这样，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呢？还是彰明君主的赏赐呢？”于是齐君使用晏子的酒杯，罚桓子饮酒。我仰慕晏子好行仁德，齐君了解贤者，而桓子能认错服义。又仰慕晏子的仁德有亲疏层次之分，而言辞有井然的次序：先说父系亲族，后说母系亲族，再说妻子的亲族，最后才提到关系疏远的贤者。孟子说：“由爱自己的亲人而施仁德于民众，由对民众仁德而爱惜世间万物。”晏子的作为接近于这一点啊。现在从范文正公的购置义田这件事来看，是比晏平仲还要贤明啊。他施行的规模的久远和全面，恐怕是要超过晏子的。

　　呜呼！世之都三公位，享万锺禄，其邸第之雄，车舆之饰，声色之多，妻孥之富，止乎一己而已，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，岂少也哉！况于施贤乎！其下为卿，为大夫，为士，廪稍之充，奉养之厚，止乎一己而已；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，又岂少哉？况于他人乎！是皆公之罪人也。

　　啊！当今世上那些身居三公职位，享受万钟禄米的人，他们宅第的雄伟，车驾的华丽，歌妓的众多，妻儿的富有，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。本族的亲人不能登门的，难道还少吗？何况说帮助疏远的贤者呢？地位在他们以下的是卿，是大夫，是士，禄米的充裕，享用的丰富，也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。本族的亲人，拿着破碗讨饭，成为沟中的饿殍的，难道少吗？何况对于其它的人呢？这些人都是范文正公的罪人啊！

　　公之忠义满朝廷，事业满边隅，功名满天下，后必有史官书之者，予可无录也。独高其义，因以遗于世云。

　　范文正公的忠义誉满朝廷，业迹流布边境，功名传遍天下，后代一定会有史官记载的，我可以不用赘述了。唯独敬仰推崇他的道义，因而记叙“义田”之事以留赠世人。

　　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，其生也有自来，其逝也有所为。故申、吕自岳降，傅说为列星，古今所传，不可诬也。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是气也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卒然遇之，则王公失其贵，晋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贲、育失其勇，仪、秦失其辩。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者矣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

　　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，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，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。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，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。所以，申伯、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，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，从古到今的传说，是不可否认的。孟子说：“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。”这种气，寄托在平常事物中，又充满于天地之间。突然遇上它，那么，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，晋国、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，张良、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，孟贲、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，张仪、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。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？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，不依靠外力而行动，不等待出生就存在，不随着死亡就消逝的东西了。所以在天上就成为星宿，在地下就化为河川山岳；在阴间就成为鬼神，在阳世便又成为人。这个道理十分平常，不值得奇怪的。

　　自东汉以来，道丧文弊，异端并起，历唐贞观、开元之盛，辅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从公，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：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

　　自从东汉以来，儒道沦丧，文风败坏，佛、道等邪说一齐出现。经历了唐代贞观、开元的兴盛时期，依靠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姚崇、宋璟等名臣辅佐，还不能挽救。只有韩文公从普通人里崛起，在谈笑风生中指挥古文运动，天下人纷纷倾倒追随他，使思想和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，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。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，得到振兴，他对儒道的宣扬，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，他的忠诚曾触犯了皇帝的恼怒，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主帅：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并列，关系到国家盛衰，浩大刚正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？

　　盖尝论天人之辨，以谓人无所不至，惟天不容伪。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鱼；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。故公之精诚，能开衡山之云，而不能回宪宗之惑；能驯鳄鱼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镈、李逢吉之谤；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庙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。盖公之所能者天也，其所不能者人也。

　　我曾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：认为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，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。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，却不能欺骗小猪和鱼；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，却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。所以韩公的专心诚意，能够驱散衡山的阴云，却不能够挽回宪宗佞佛的执迷不悟；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，却不能够制止皇甫镈、李逢吉的诽谤；能够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，百代都享受庙堂祭祀，却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。原来，韩公能够遵从的，是天道；他不能屈从的，是人事。

　　始潮人未知学，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。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，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，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”也。潮人之事公也，饮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祷焉。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，民以出入为艰。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，不果。元佑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。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。民既悦服，则出令曰：“愿新公庙者，听！”民欢趋之，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庙成。

　　从前，潮州人不知道学习儒道，韩公指定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。从此潮州的读书人，都专心于学问的研究和品行的修养，并影响到普通百姓。直到现在，潮州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。确实不错啊，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有地位的人学了道理，就会爱护人民；地位低的人学了道理，就容易治理。”潮州人敬奉韩公，吃喝的时候必定要祭祀他，水灾旱荒、疾病瘟疫，凡是有求助于神灵的事，必定到祠庙里去祈祷。可是祠庙在州官衙门大堂的后面，百姓以为进出不方便。前任州官想申请朝廷建造新的祠庙，没有成功。元佑五年，朝散郎王涤先生来担任这个州的知州，凡是用来培养士子，治理百姓的措施，完全以韩公为榜样。老百姓心悦诚服以后，便下命令说：“愿意重新修建韩公祠庙的人，就来听从命令。”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赶来参加这项工程。在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方，一年后新庙就建成了。

　　或曰：“公去国万里，而谪于潮，不能一岁而归。没而有知，其不眷恋于潮也，审矣。”轼曰：“不然！公之神在天下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。而潮人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焄蒿凄怆，若或见之。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也哉？”元丰七年，诏拜公昌黎伯，故榜曰：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。”潮人请书其事于石，因作诗以遗之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辞曰：“公昔骑龙白云乡，手抉云汉分天章，天孙为织云锦裳。飘然乘风来帝旁，下与浊世扫秕糠。西游咸池略扶桑，草木衣被昭回光。追逐李、杜参翱翔，汗流籍、湜走且僵，灭没倒影不能望。作书抵佛讥君王，要观南海窥衡湘，历舜九嶷吊英、皇。祝融先驱海若藏，约束蛟鳄如驱羊。钧天无人帝悲伤，讴吟下招遣巫阳。犦牲鸡卜羞我觞，於粲荔丹与蕉黄。公不少留我涕滂，翩然被发下大荒。”

　　有人说：“韩公远离京城约万里，而贬官到潮州，不到一年便回去了，他死后有知的话，是不会深切怀念潮州的，这是明摆着的。”我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韩公的神灵在人间，好比水在地上，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。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别深厚，思念得十分恳切，每当祭祀时，香雾缭绕，不由涌起悲伤凄怆的感觉，就象见到了他，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，就说水只在这个地方，难道有这个道理的吗？”元丰七年，皇帝下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，所以祠庙的匾额上题为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。”潮州人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，因此作首诗送给他们，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，歌词说：您从前骑龙邀游在白云乡，双手拨动银河，挑开天上的云彩，织女替您织成云锦衣裳。您轻快地乘着风来到皇帝的身旁，下降到人间，为混乱的俗世扫除异端。您在西边游览了咸池，巡视了扶桑，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泽，承受着您的光辉普照。您追随李白、杜甫，与他们一起比翼翱翔，使张籍、皇甫湜奔跑流汗、两腿都跑僵了，也不能仰见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辉。您上书痛斥佛教，讽谏君王，被邀请到潮州来观看，中途又游览了衡山和湘水，经过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，凭吊了娥皇和女英。到了潮州，祝融为您在前面开路，海若躲藏起来了，您管束蛟龙、鳄鱼，好像驱赶羊群一样。天上缺少人材，天帝感到悲伤，派巫阳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。用牦牛作祭品，用鸡骨来占卜，敬献上我们的美酒；还有殷红的荔枝，金黄的香蕉。您不肯稍作停留，使我们泪下如雨，只得送您的英灵，披着头发，轻快地返回仙乡。

　　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。董生举进士，屡不得志于有司，怀抱利器，郁郁适兹土。吾知其必有合也。董生勉乎哉！

　　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、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。董生参加进士考试，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，怀抱着杰出的才能，心情忧郁地想去燕赵地区（谋职）。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，（受到赏识）。董生努力吧！

　　夫以子之不遇时，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。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！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，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？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！

　　像你这样不走运，即使一般仰慕正义、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，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！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，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。董生努力吧！

　　吾因子有所感矣。为我吊望诸君之墓，而观于其市，复有昔时屠狗者乎？为我谢曰：“明天子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。”

　　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。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（乐毅）的墓，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，还有像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？替我向他们致意说：“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，可以出来做官（为国家效力）了！”

　　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录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归无后者。是君子之所难，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岂近于人情哉？

　　对君子讲信义，对小人施刑罚。刑罚定成死罪，是罪恶到了顶点，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。宁可为了信义而死，不愿苟且偷生，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，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。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，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，释放了让他们回家，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;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，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。那些囚犯到了期限，终于自己回来，竟没有一个失约的: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，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。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。

　　或曰：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；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？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。此又不通之论也!

　　有人说:“罪大恶极，的确是小人了;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，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。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，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，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。”我说:“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，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。这样看来，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，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，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，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，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，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;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，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。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，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，到这时已经六年了，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;然而一天的恩德，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，保存信义，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。”

　　然则何为而可？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。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。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

　　既然这样，那么怎样做才好呢？我说:“释放了回来的，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;然后再释放一批，他们又回来了，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。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。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，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;如果屡次这样做，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，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，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，尧，舜和三王治理天下，一定根据人情，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，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。”

　　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老氏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！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。故曰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“下士闻道大笑之”。非虚言也。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

　　孔子说：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，用刑法来整治百姓，百姓虽能免于犯罪，但无羞耻之心。用道德教导百姓，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。”老子说：“最有道德的人，从不标榜自己有德，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；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,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。法令愈加严酷，盗贼就愈多。”太史公说：这些说得都对!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,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。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，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，最为严重的时候，上下互相推诿责任，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。在当时，官吏用法治，就好像抱薪救火、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；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，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？在此种情况下,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!”老子说：“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。”这不是假话。汉朝初年，修改严厉的刑法，改为宽松的刑法，废除法律繁杂之文，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，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，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,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，百姓平安无事。由此看来，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，而不是严酷的刑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