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观止相关诗词鉴赏

　　予少以进士游京师，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。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，休兵革，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，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，无所用其能者，往往伏而不出，山林屠贩，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，欲从而求之不可得。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。

　　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，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。不过我还认为：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，停止了战争，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，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，就往往蛰伏不出，隐居山林，从事屠宰贩运的人，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，想要跟从访求他们，与之结交而不可得。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。

　　曼卿为人，廓然有大志，时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无所放其意，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，淋漓颠倒而不厌。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，庶几狎而得之，故尝喜从曼卿游，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。

　　曼卿的为人，胸怀开阔而有大志，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，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。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，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，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。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，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。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，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。

　　浮屠秘演者，与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遗外世俗，以气节相高。二人欢然无所间。曼卿隐于酒，秘演隐于浮屠，皆奇男子也。然喜为歌诗以自娱，当其极饮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适天下之乐，何其壮也！一时贤士，皆愿从其游，予亦时至其室。十年之间，秘演北渡河，东之济、郓，无所合，困而归，曼卿已死，秘演亦老病。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见其盛衰，则予亦将老矣！

　　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，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，以崇尚气节为高。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。曼卿在酒中隐身，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，所以都是奇男子。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。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，又唱又吟，又笑又叫，以共享天下的乐趣，这是多么豪迈啊！当时的贤士，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，我也常常上他们家。十年间，秘演北渡黄河，东到济州、郓州，没有遇上知己朋友，困顿而归。这时曼卿已经死了，秘演也是又老又病。唉！这两个人，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，那么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！

　　夫曼卿诗辞清绝，尤称秘演之作，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。秘演状貌雄杰，其胸中浩然。既习于佛，无所用，独其诗可行于世。而懒不自惜，已老，胠其橐，尚得三、四百篇，皆可喜者。

　　曼卿的诗清妙绝伦，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，以为典雅劲健，真有诗人的意趣。秘演相貌雄伟杰出，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。然而已经学了佛，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，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。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，已经老了，打开他的箱子，还能得到三、四百首，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。

　　曼卿死，秘演漠然无所向。闻东南多山水，其巅崖崛峍，江涛汹涌，甚可壮也，欲往游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于其将行，为叙其诗，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。

　　曼卿死后，秘演寂寞无处可去。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，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，长江波涛汹涌，很是壮观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。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。在他临行之时，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，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。

　　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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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凡大人之道有三：一曰正蒙难，二曰法授圣，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，实具兹道以立于世，故孔子述六经之旨，尤殷勤焉。

　　一般说来，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：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；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；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。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，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，因此孔子在概述“六经”的要旨的时候，对他特别重视。

　　当纣之时，大道悖乱，天威之动不能戒，圣人之言无所用。进死以并命，诚仁矣，无益吾祀，故不为。委身以存祀，诚仁矣，与亡吾国，故不忍。具是二道，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，与之俯仰；晦是谟范，辱于囚奴；昏而无邪，隤而不息；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，正蒙难也。及天命既改，生人以正，乃出大法，用为圣师。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；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，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鲜，推道训俗，惟德无陋，惟人无远，用广殷祀，俾夷为华，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，丛于厥躬，天地变化，我得其正，其大人欤？

　　在殷纣王那时候，大道背弃，政治混乱，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，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。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，确实是一种“仁”德，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，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；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，确实也是一种“仁”德，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，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。上述这两种办法，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。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，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；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，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；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，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。故而在《易》中说；“箕子能做到韬晦。”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。等到天命更改了，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，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，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，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。创立典章制度。故而在《书经》中说：“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《洪范》。”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。等到被封在朝鲜，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，使德行不再鄙陋，人民不再疏远，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，使外夷变为华夏，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！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天地变化发展，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“道”，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？

　　呜乎！当其周时未至，殷祀未殄，比干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，武庚念乱以图存，国无其人，谁与兴理？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，其有志于斯乎？

　　啊！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，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，比干已经死掉，微子也已离去，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，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，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，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？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。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，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？

　　唐某年，作庙汲郡，岁时致祀，嘉先生独列于易象，作是颂云：

　　唐朝的某一年，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，逢年遇节便祭祀他。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《易经》中的卦“象”，便写了这篇颂：

　　蒙难以正，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，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，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，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，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，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，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，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，卒为世模。易象是列，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，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，继在后儒。

　　蒙难以正。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。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。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。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。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。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。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。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。卒为世模。《易》象是列。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。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。继在后儒。

　　二月十六日，前乡贡进士韩愈，谨再拜言相公阁下：

　　二月十六日，前乡贡进士韩愈，恭敬地再次禀告相公阁下：

　　向上书及所著文后，待命凡十有九日，不得命。恐惧不敢逃遁，不知所为，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，以求毕其说，而请命于左右。

　　前些日我曾呈上一封书信和所做的文章，等候您的指示已经十九天了，没有得到回音。我惶恐不安不敢离去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于是我宁愿再次领受意想不到的责备，来要求陈述完我的意见，并向您请教。

　　愈闻之：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然后呼而望之也。将有介于其侧者，虽其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。彼介于其侧者，闻其声而见其事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然后往而全之也。虽有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则将狂奔尽气，濡手足，焦毛发，救之而不辞也。若是者何哉？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。

　　我听说：陷入水火之中的人，求人帮忙免除灾难，并不因为那人和自己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，才去呼喊他、指望他。而是希望在他旁边的人，即使与自己有怨恨，只要还不至于希望自己死去的，就要大声赶快呼喊，希望他施行仁义。那在他旁边的人，听见他的呼声和看见这种情形，也不会因为和他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才去保全他的生命。即使与他有怨恨，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的人，就要拼命跑去用尽力气，弄湿手脚，烧焦毛发，救起他而不会去躲避。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因为那情形确实危急，他的心情确实叫人可怜。

　　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。愚不惟道之险夷，行且不息，以蹈于穷饿之水火，其既危且亟矣，大其声而疾呼矣。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，其将往而全之欤？抑将安而不救欤？有来言于阁下者曰：“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，有可救之道，而终莫之救也。”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？不然，若愈者，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。

　　我努力学习，并且身体力行有好些年了。我没有考虑道路的艰险和平坦，一直前行没有停止过，以至于陷于穷困饥饿的水深火热中，那种情形既危险又急迫，我已经大声赶快呼喊了，阁下大概也听见和看见了，您是前来救我呢？还是安稳地坐着不来救呢？有人向您说：“有人看见被水淹和被火烧的人，虽然有可以救人的办法却始终没有去救。”阁下您认为他是个仁义君子吗？如果不这样认为，那么像我这样的人，也就是君子应该动心同情的了。

　　或谓愈：“子言则然矣，宰相则知子矣，如时不可何？”愈窃谓之不知言者。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；若所谓时者，固在上位者之为耳，非天之所为也。前五六年时，宰相荐闻，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，与今岂异时哉？且今节度、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，尚得自举判官，无间于已仕未仕者；况在宰相，吾君所尊敬者，而曰不可乎？古之进人者，或取于盗，或举于管库。今布衣虽贱，犹足以方乎此。情隘辞蹙，不知所裁，亦惟少垂怜焉。

　　有人对我说：“你的话是对的，宰相是了解你的，只是时机不许可，怎么办呢？”我认为他不会讲话，实在是他的才能不值得我们贤明宰相的推荐罢了。至于所说的时机，本来就是处在上层地位的人所造成的，并不是上天安排的。前五六年时，宰相向上推荐，尚且有从平民中提拔的，这和今天难道时机不同吗？况且节度使、观察使和防御使、营田使等地位较低的官员，还能够自己荐举判官，而没有区分他已经做过官还是没有做过官的。何况是宰相，我们君主所尊敬的人，却能说“不可”吗？古时候推荐人才，有的从盗贼中选取，有的从管理仓库的人中推荐。今天我这个平民虽然地位低贱，但还是足够和这些人相比的。我的情况窘迫，言辞急切，不知道怎样斟酌才合适，只希望您稍微能施以爱惜人才的心。

　　愈再拜。

　　韩愈再拜。

　　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，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亟矣，今悉兵以临赵，赵必亡。赵，魏之障也。赵亡，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，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，赵、魏亡，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，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，亦以救魏；救一国者，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，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，夫奚不可者？

　　评论者拿盗窃兵符一事做为信陵君的罪过，我认为凭这一点还够不上拿来责罪于信陵君的哩。那强劲的秦国暴虐到极点了，如今把其所有的兵力来压于赵国，赵国肯定会灭亡。赵国是魏国的屏障，赵国亡了，那么魏国将要步其后尘；赵国与魏国，又是楚、燕、齐各国的屏障，赵、魏亡了，那么楚、燕、齐各国就得步其后尘了。天下的形势，再没有岌岌可危到像当时一样的了。因此，救赵国，也就是用以救魏国；救这一个国家，也就是用以救六个国家啊。盗窃魏国的兵符来解脱魏国的祸患，借用一国的军队来分担六国的灾难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！

　　然则信陵果无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，信陵君之心也。

　　那么信陵君真的没有罪过吗？回答是：这话又不对了。我所责备的，是信陵君的心啊！

　　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，是赵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赵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，非为魏也，非为六国也，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，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，而在他国，则虽撤魏之障，撤六国之障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，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，虽赵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，不能当一平原公子，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，可也，不幸战不胜，为虏于秦，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
　　信陵君不过是一个王室公子罢了，魏国自有其君王的嘛。赵国不请求于魏王，而不断地恳切求救于信陵君，这说明赵国只知道有信陵君，不知道还有个魏王呢。平原君用亲戚情分来激将信陵君，而信陵君也自己为了亲戚的原故，想急于救赵，这说明信陵君只知道有自己的亲戚，不知道还有个君王。他的盗窃兵符，不是为了魏国，不是为了六国，而是为了赵国才如此；其实也不是为了赵国，只是为了一个平原君罢了。假使祸患不在赵国，而在其他国家，即使撤销了魏国的屏障，撤销了六国的屏障，信陵君也必然不会去救他的。假使赵国没有平原君，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亲戚，纵然赵国亡了，信陵君也必然不会救他的。这就是说赵王及其国家的轻重，不能比得上一个平原公子；而且魏国的军备原是依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国家的，如今却拿来供信陵君的一个亲戚使用了。幸而战胜了，还算是可以的；如果不幸而战不胜，做了秦国的俘虏，就是倾覆了魏国几百年来的国家命运来殉葬于自己的亲戚。如果这样，我不知道信陵君用什么来回答魏王呢？！

　　夫窃符之计，盖出于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，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，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，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此，则信陵君不负魏，亦不负赵；二人不负王，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？信陵知有婚姻之赵，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，外则邻国，贱则夷门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
　　盗窃兵符的计谋，那是出自侯生，而由如姬来完成的。侯生教魏公子来盗窃兵符，如姬在魏王卧室里替魏公子盗窃兵符，是这两个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，而不知道有魏王啊。我认为信陵君如果为自己打算，不如用赵、魏两国唇齿相依的形势，以激发、上谏魏王，如果不听，就用他本人的想为赵国而牺牲于秦国军中的心愿，而死在魏王面前，魏王也就必然会醒悟了。侯生为信陵君打算，不如朝见魏王来劝说他救赵，如果不听，就以想为信陵君而死的心愿，死在魏王面前，魏王也必然醒悟了。如姬既有意于报答信陵君，不如乘魏王的空闲时，日日夜夜劝他救赵，如果不听从，就用想为公子而死的心愿，而死在魏王面前，魏王也必然醒悟了。这样做，就使信陵君不辜负魏国，也不辜负赵国；侯生等二人不辜负魏王，也不辜负信陵君。为什么不提出这种计划呢？信陵君只知道有做为亲戚的赵国，不知道有魏王；里边则有宠幸的侍妾，外边则有邻国，低贱者则有像夷门监侯生等乡野之人，又是都只知道有个魏公子，却不知道还有位君王。这就是魏国仅仅有一个孤立的君王罢了。

　　呜呼！自世之衰，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，有重相而无威君，有私仇而无义愤，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，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赵王，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，信陵之罪，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，为六国也，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，为一亲戚也，纵求符于王，而公然得之，亦罪也。

　　啊！自从世运衰败以来，人们都习惯于违背公益而甘心死于私党的行为，却忘掉了守节义而奉公的道理。于是就形成只有重要的宰相而没有具有权威的君王，只有私仇而没有义愤的局面。例如秦国人只知道有穰侯魏冉，而不知道有秦王；虞卿只知道贫贱时的老朋友，而不知道有赵王。这乃是君王好像旗子一样地被人把持着已经很久很久了。由此说来，信陵君的罪过，原不在于兵符的盗窃与否，若是为了魏国，为了六国，纵然是盗窃兵符，还是可以的；若是为了赵国，为了一个亲戚，纵然请求魏王，并且公然得到了它，也是有罪过的。

　　虽然，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，信陵亦安得窃之？信陵不忌魏王，而径请之如姬，其素窥魏王之疏也；如姬不忌魏王，而敢于窃符，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，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？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？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？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？履霜之渐，岂一朝一夕也哉！由此言之，不特众人不知有王，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
　　虽是如此，魏王也不得以为是没有罪过的。兵符既藏在卧室之内，信陵君怎么能盗窃了呢？信陵君不害怕魏王，而居然直接请托如姬，这是他平日已看到魏王的疏忽了。如姬不害怕魏王，而敢于盗窃兵符，这是她素来仗恃着魏王的宠爱。木头枯朽了，然后蛀虫就生出来了。古代的君王手握重权，而宫廷内外没有敢不肃敬的，那么信陵君怎能建立私交于赵国呢？赵国怎能私下求救于信陵君呢？如姬怎能承受信陵君的恩惠呢？信陵君怎能施卖恩德于如姬呢？《周易》的所谓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（踩着路上的寒霜，就意味着坚固的冰块将要出现了）的逐渐形成的道理，难道说“一朝一夕”就会突然发生的吗？由此说来，不只是众人不知道有魏王，连魏王也自以为是个被把持着的旗子呢。

　　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，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！圣人之为虑深矣！

　　因此，信陵君可以做为人臣结党营私的鉴戒，魏王可以做为人君失权的鉴戒。从《春秋》的书写“葬原仲”和“翚帅师”的笔法来看，哦，圣人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！

时夜将半，四顾寂寥。适有孤鹤，横江东来。翅如车轮，玄裳缟衣，戛然长鸣，掠予舟而西也。

　　是岁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，将归于临皋。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。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，人影在地，仰见明月，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。已而叹曰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！”客曰：“今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如松江之鲈。顾安所得酒乎？”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”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。　　这一年十月十五日，我从雪堂出发，准备回临皋亭。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，一起走过黄泥坂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，叶全都脱落。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，抬头望见明月高悬。四下里瞧瞧，心里十分快乐；于是一面走一面吟诗，相互酬答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叹惜地说：“有客人却没有酒，有酒却没有菜。月色皎洁，清风吹拂，这样美好的夜晚，我们怎么度过呢？”一位客人说：“今天傍晚，我撒网捕到了鱼，大嘴巴，细鳞片，形状就像吴淞江的鲈鱼。不过，到哪里去弄到酒呢？”我回家和妻子商量，妻子说：“我有一斗酒，保藏了很久，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携带着酒和鱼，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。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，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；山峦很高，月亮显得小了，水位降低，礁石露了出来。才相隔多少日子，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！　　予乃摄衣而上，履巉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，攀栖鹘之危巢，俯冯夷之幽宫。盖二客不能从焉。划然长啸，草木震动，山鸣谷应，风起水涌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，凛乎其不可留也。反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听其所止而休焉。　　我就撩起衣襟上岸，踏着险峻的山岩，拨开纷乱的野草；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，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，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，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。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。我大声地长啸，草木被震动，高山与我共鸣，深谷响起了回声，大风刮起，波浪汹涌。我也觉得忧愁悲哀，感到恐惧而静默屏息，觉得这里令人畏惧，不可久留。回到船上，把船划到江心，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。　　须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

梦一道士，羽衣蹁跹，过临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“赤壁之游乐乎？”问其姓名，俯而不答。“呜呼！噫嘻！我知之矣。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邪？”道士顾笑，予亦惊寤。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。

 　　这时快到半夜，望望四周，觉得冷清寂寞得很。正好有一只鹤，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，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，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，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，它戛戛地拉长声音叫着，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。过了会儿，客人离开了，我也回家睡觉。梦见一位道士，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，轻快地走来，走过临皋亭的下面，向我拱手作揖说：“赤壁的游览快乐吗？”我问他的姓名，他低头不回答。“噢！哎呀！我知道你的底细了。昨天夜晚，边飞边叫着从我这里经过的人，不是你吗？”道士回头笑了起来，我也忽然惊醒。开门一看，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。

　　太史公读秦楚之际，曰：初作难，发于陈涉；虐戾灭秦自项氏；拨乱诛暴，平定海内，卒践帝祚，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，自生民以来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！

　　太史公研读关于秦楚之际的记载，说：最早发难的是陈涉，残酷暴戾地灭掉秦朝的是项羽，拨乱反正、诛除凶暴、平定天下、终于登上帝位、取得成功的是汉家。五年之间，号令变更了三次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帝王受天命的变更，还不曾有这样急促的。

　　昔虞、夏之兴，积善累功数十年，德洽百姓，摄行政事，考之于天，然后在位。汤、武之王，乃由契、后稷，修仁行义十余世，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，犹以为未可，其后乃放弑。秦起襄公，章于文、缪，献、孝之后，稍以蚕食六国，百有余载，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。以德若彼，用力如此，盖一统若斯之难也！

　　当初虞舜、夏禹兴起的时候，他们积累善行和功劳的时间长达几十年，百姓都受到他们恩德的润泽，他们代行君主的政事，还要受到上天的考验，然后才即位。商汤、周武称王是由契、后稷开始讲求仁政，实行德义，经历了十几代，到周武王时，竟然没有约定就有八百诸侯到孟津相会，他们还认为时机不到。从那时以后，才放逐了夏桀，杀了殷纣王。秦国自襄公时兴起，在文公、穆公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，到献公、孝公之后，逐步侵占六国的土地。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，到了始皇帝才兼并了六国诸侯。实行德治像虞、夏、汤、武那样，使用武力像秦国这样，才能成功，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！

　　秦既称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诸侯也，于是无尺土之封，堕坏名城，销锋镝，锄豪杰，维万世之安。然王迹之兴，起于闾巷，合从讨伐，轶于三代。乡秦之禁，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，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，安在无土不王？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？岂非天哉？岂非天哉？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？

　　秦称帝之后，忧虑过去的战争所以不断，是由于有诸侯的缘故，因此，对功臣、宗室连一尺土地都没有分封，而且毁坏有名的城池，销毁刀箭，铲除各地的豪强势力，打算保持万世帝业的安定。然而帝王的功业，兴起于民间，天下英雄豪杰互相联合，讨伐暴秦，气势超过了三代。从前秦国的那些禁令，恰好用来资助贤能的人排除创业的患难而已。因此，发奋有为而成为天下的英雄，怎么能说没有封地便不能成为帝王呢？这就是上天把帝位传给所说的大圣吧！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如果不是大圣，谁能在这乱世承受天命建立帝业呢！

　　圣王在上，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亡捐瘠者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
　　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，百姓不挨饿受冻，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，织布匹给他们穿，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。所以尽管唐尧、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，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，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，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，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。现在全国统一，土地之大，人口之多，不亚于汤、禹之时，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，但积蓄却不如汤、禹之时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，百姓还有余力，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，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，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。

　　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　　百姓生活贫困了，就会去做邪恶的事。贫困是由于不富足，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，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，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，轻视家园，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。这样的话，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，深险的护城河，严厉的法令，残酷的刑罚，还是不能禁止他们。受冻的人对衣服，不要求轻暖；挨饿的人对于食物，不要求香甜可口；饥寒到了身上，就顾不上廉耻了。人之常情是：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，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。那么，肚子饿了没饭吃，身上冷了无衣穿，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，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？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，减轻他们的赋税，大量贮备粮食，以便充实仓库，防备水旱灾荒，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。

　　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，中人弗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　　百姓呢，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，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不管东南西北。珠玉金银这些东西，饿了不能当饭吃，冷了不能当衣穿；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，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。珠玉金银这些物品，轻便小巧，容易收藏，拿在手里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。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，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，盗贼受到了鼓励，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。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，收获也需要人力，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。几石重的粮食，一般人拿不动它，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；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。

　　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，夏耘，秋获，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给徭役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署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，无者取倍称之息；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无农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；千里游遨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
　　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，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，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，百亩的收成，不超过百石。他们春天耕地，夏天耘田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还得砍木柴，修理官府的房舍，服劳役；春天不能避风尘，夏天不能避署热，秋天不能避阴雨，冬天不能避寒冻，一年四季，没有一天休息；在私人方面，又要交际往来，吊唁死者，看望病人，抚养孤老，养育幼儿，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。农民如此辛苦，还要遭受水旱灾害，官府又要急征暴敛，随时摊派，早晨发命令，晚上就要交纳。交赋税的时候，有粮食的人，半价贱卖后完税；没有粮食的人，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；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、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。而那些商人们，大的囤积货物，获取加倍的利息；小的开设店铺，贩卖货物，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。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，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，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。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，女的不用养蚕织布，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，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；没有农夫的劳苦，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。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，与王侯接交，势力超过官吏，凭借资产相互倾轧；他们遨游各地，车乘络绎不绝，乘着坚固的车，赶着壮实的马，脚穿丝鞋，身披绸衣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，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。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，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；法律尊重农民，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。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，正是君主所轻贱的；一般官吏所鄙视的，正是法律所尊重的。上下相反，好恶颠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使国家富裕，法令实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。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：“有石城十仞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无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　　当今的迫切任务，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。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，关键在于抬高粮价；抬高粮价的办法，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。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，纳粮的可以封爵，或赎罪；这样，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，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，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。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，都是富有产业的人。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，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，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，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。依顺百姓心愿，有三个好处：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，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，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。按现行法令，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，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。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，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。神农氏曾教导说：“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，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，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，然而没有粮食，那是守不住的。”这样看来，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，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。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，封到五大夫以上，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，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。赐封爵位，是皇上专有的权力，只要一开口，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；粮食，是百姓种出来的，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。能够封爵与赎罪，是人们十分向往的。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，用于边塞，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，那么不用三年，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。

　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，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矣；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。如此，德泽加于万民，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，若遭水旱，民不困乏，天下安宁；岁孰且美，则民大富乐矣。

　　陛下降恩，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，以授给爵位，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。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，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。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，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；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，可以随时下诏书，不收农民的土地税。这样，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，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　产，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。

　　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寻之无所得；其一少北而东，不过四十丈，土断而川分，有积石横当其垠。其上为睥睨、梁欐之形，其旁出堡坞，有若门焉。窥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声，其响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环之可上，望甚远，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，益奇而坚，其疏数偃仰，类智者所施设也。

　　从西山路口一直向北走，越过黄茅岭往下走，有两条路：一条向西走，沿着它走过去什么也得不到；另一条稍微偏北而后向东，走了不到四十丈，路就被一条河流截断了，有积石横挡在这条路的尽头。石山顶部天然生成矮墙和栋梁的形状，旁边又凸出一块好像堡垒，有一个像门的洞。从洞往里探望一片漆黑，丢一块小石子进去，咚地一下有水响声，那声音很洪亮，好久才消失。石山可以盘绕着登到山顶，站在上面望得很远。山上没有泥土却长着很好的树木和竹子，而且更显得形状奇特质地坚硬。竹木分布疏密有致、高低参差，好像是有智慧的人特意布置的。

　　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。及是，愈以为诚有。又怪其不为之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，是固劳而无用。神者傥不宜如是，则其果无乎？或曰：“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。”或曰：“其气之灵，不为伟人,而独为是物，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”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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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？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
　　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，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。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，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。月亮周围起晕，将要刮风，屋柱石础返潮，将要下雨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，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，其空疏难知、变化莫测的程度，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？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，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。

　　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？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？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
吾子孙无遗类矣！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

　　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？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？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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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。孰知祸之至于此哉？不然。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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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。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

　　做官做到将相，富贵而回老家，这是大家都认为非常荣耀的事，也是古今都公认的。

　　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，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
　　一般当读书人穷困时，在乡里过着贫苦日子，平民儿童都可轻视甚至侮辱他。如苏秦不被嫂子礼待，朱买臣被妻子抛弃。一旦坐着四匹马拉的高大的车子，旗帜在前开道，又有骑兵卫队拥着，在街边观看的人，挤在一起肩并肩脚挨脚的，一边仰望一边赞叹；而所谓平头男女，又跑又窜又惊又慌，汗水都出来了，甚至惭愧得低头弯腰，跪在车轮辗起的灰尘和马蹄子中间，向新贵人悔过请罪。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子，成功得志时，那意气的旺盛，是以前人们所比方的穿着锦绣的荣耀事啊！

　　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：公，相人也，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仕。海内之士，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；非如穷厄之人，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冕，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！

　　惟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。魏国公，相州人。祖辈起代代都有美好的德行，都是有名的高官。魏国公从年轻时就考取科举高榜，登上显要的位置。海内人士听其传布四方的德音，仰望其播及的风采，已有多年了。所说的做将相，得富贵，都是魏国公早就应有的。不像那穷困的人，一时侥幸得志，出乎庸男和愚妇的意料而使他们惊异，并向他们夸耀。既然这样，那么仪仗大旗，不足为魏国公的光荣；桓圭和礼服，不足为魏国公的显贵。只有恩德遍及百姓，功勋建于国家，事迹刻入钟鼎碑石，传播在声乐和文章里，光耀后世，永世不朽，才是魏国公的心志。读书人也是在这点上寄望魏国公啊。哪里只是荣耀于一时一乡呢？

　　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，来治于相，乃作“昼锦”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：可谓社稷之臣矣！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

　　魏国公在仁宗至和年间，曾以武康节度使身份，管理相州，就在后园建了“昼锦堂”。后又刻诗于石碑上，留给相州的人们。诗篇说的是快意于感恩报仇，夸耀个人多誉，都是值得鄙薄的。他不以昔日人们所夸耀的为荣，反而作为自己的警戒。从此可见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，而志向哪能轻易测量啊！因此他能出为大将入为丞相，勤劳地为朝廷办事，不论平顺时还是险难时都一样。至于面对重大事件，决策重要议题，垂着衣带，拿着手板，不动声色，把天下放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，可谓是国家重臣了。他的丰功伟业，被刻上钟鼎，谱成歌曲，是国家的光荣，而不单是乡里的光荣啊。

　　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

　　我虽无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厅堂，却庆幸曾诵读他的诗篇，很高兴他大志有成，并向天下宣告。于是就写下以上的文字。

　　尚书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欧阳修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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